基本信息
- 项目名称：
- 基于经济发展与民主进步之间关系的理论研究
- 来源：
- 第十二届“挑战杯”省赛作品
- 小类：
- 社会
- 简介：
- 本文从经济学角度出发建立经济-民主模型（即G-D曲线模型）对经济发展与民主进步之间关系进行研究。在从中国和美国的G-D曲线对比分析中得出结论：美国指责中国的民主与人权问题时，忽视了中国的实际国情，这一做法是缺乏理性、不切实际的
- 详细介绍：
- 在美国国务院相继发布《促进自由与民主报告》与《2010年人权国别报告》等来指责和攻击中国民主和人权，在此大背景下，本文从微观经济学的边际效用递减规律的基础上，结合提出的DAR（民主认可率）这一全新概念，构建了经济-民主模型（即G-D曲线模型）。经济结构、政治制度、传统文化的差异，决定了民众对民主边际需求不同，一个国家经济发展程度有相对应的合理的民主认可率（DAR）区间。在将中美两国的G-D曲线进行对比分析后，可以看出美国指责中国的民主与人权问题时，实际上是理想化地把中国的DAR值提至高位，忽视了中国的国情，这一做法是缺乏理性、不切合实际的
作品专业信息
撰写目的和基本思路
- 撰写目的：美国政府一直指责和攻击中国民主、人权状况，本文从经济学的角度建模进行分析，给予理论反击，指出美国的这种做法是不符合中国国情的。 基本思路：从微观经济学著名的边际效用递减规律出发，构建经济发展和民主进步之间的曲线模型，即G-D曲线；以中美两国为例做出二者的G-D曲线图，并结合实际进行对比分析；得出结论。
科学性、先进性及独特之处
- 国内鲜有学者在研究经济发展和民主进步时提出相关模型，本文从经济学角度创造性地提出经济发展和民主进步之间的曲线模型，即G-D曲线，并提出民主认可率（Democratic Admitted Ratio，缩写DAR）这一全新概念，使民主成为一个可以量化的范畴，理论联系实际，对西方较高要求中国给予理论的反击。
应用价值和现实意义
- 美国国务院2010发表的《促进自由与民主报告》，及其近日发表的《人权国别报告》都用大量篇幅指责和攻击着中国的民主与人权状况，在这个大背景下，本文从经济学角度出发进行研究，得出结论：美国政府撇开经济发展水平来指责和攻击中国民主、人权状况的做法，是缺乏理性的，不负责任的行为。本文结合经济学的理论分析经济发展与民主进步之间的关系，开拓了我国政治学研究的方法和视角。
作品摘要
- 经济发展会促进民主进程，本文在经济学边际效用递减规律的基础上，提出了经济发展和民主进步关系曲线图，即G-D曲线图。经济结构、政治制度、传统文化的差异，决定了民众对民主边际需求不同，一个国家经济发展程度有相对应的合理的民主认可率（DAR值）区间。从中国和美国的G-D曲线对比分析中，可以看出美国指责中国的民主与人权问题时，理想化地把中国的DAR值提至高位，忽视了中国的实际国情
获奖情况及评定结果
- 在《当代经济管理》2011年3期发表
参考文献
- 检索目录 【1】姜凌等.当代资本主义经济论[M].北京：人民出版社, 2006: P13-20. 【2】[美] Daron Acemoglu，James A.Robinson.政治经济发展的经济分析[M]，马春文等译，上海：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 2008:P4-5；P168；P259. 【3】[美] 西摩・马丁・李普塞特（Seymour Martin Lipset），政治人--政治的社会基础[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1997: P28. 【4】[美] 萨缪尔•亨廷顿(Huntington•Samuel•P)，第三波--20世纪后期的民主化浪潮[M] .上海：三联书店，1998：.P71. 【5】应克复，金太军等.西方民主史[M]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P212. 【6】陈炳旭.经济发展与民主转型关系探究—以韩国为例[J].法制与社会.2009.11(下).P221. 【7】肖飞.西方民主与经济增长相关性研究综述[J].当代社科视野.2009年第2期：P21. 【8】高鸿业.西方经济学（微观部分）[M] .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P74. 【9】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C]，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P12. 【10】World Economic Outlook Database-April 2011, IMF.Accessed on April 11,2011
调查方式
- 书报刊物 统计报表 文件
同类课题研究水平概述
- 国内外一些专家和学者对经济发展和民主进步之间的关系做出过一些有意义的研究和探索： 美国著名经济学家Daron Acemoglu和James A.Robinson认为民主化过程是权贵和民众在经济发展过程中的博弈行为，并建立经济、民主模型，从中得出结论，认为当镇压民众革命的成本较大时，权贵会采取推进民主进程以继续当权，同时认为，经济影响民主的一个更重要的途径是权贵对民主的态度也随着经济的发展而不断变化；20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美国著名政治学家西摩・马丁・李普塞特（S.M.Lipset）对经济发展水平和民主进程做出分析，并提出“国家越富裕，出现民主的可能性就越大”的假定，并用数据证明民主较多国家的财富平均数要高很多；美国哈佛大学萨缪尔•亨廷顿(Huntington•Samuel•P)教授认为经济发展对民主化进程有着巨大的促进作用，他在分析第三波民主化的原因时甚至断言：“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始于1974 年的民主化浪潮是前二十年经济增长的产物” 国内也有学者提出了经济增长与民主进步的关系，应克复、金太军等人提出：“人们对民主的理解和期望发展到何种地步，民主运动就会发展到何种地步”；陈炳旭以韩国为对象进行研究，得出结论：经济发展与韩国民主转型之间存在着因果关系，经济发展对韩国向民主的过渡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促进作用；肖飞通过相关研究得出结论：随着一国经济快速增长和收入增加，国内政治氛围可能变浓，人们民主诉求愿望变得强烈，此时，经济增长会推动民主进步。 国外有学者提出过相关理论模型模型，如Daron Acemoglu和James A.Robinson的经济-民主模型等等，而国内却鲜有学者提出自己的理论模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