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本信息
- 项目名称：
- 私有财产权的宪法保护——以北京市“机动车限行令”为分析对象
- 来源：
- 第十二届“挑战杯”省赛作品
- 小类：
- 法律
- 简介：
- 2004年通过的宪法修正案，明确了国家保护公民私有财产权，虽然该条款规定在“总纲”部分，但借助对“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的解释，私有财产权仍能获得宪法基本权利的地位。以此审视北京市的“机动车限行令”，可以看出该项措施在实质上已经构成了对公民私有财产权(机动车)的征用，但既没有法律依据，又不是实现公共利益的必要手段，还没有“给予补偿”，不符合宪法第13条对公民私有财产权的保护性规定，其合宪性应受质疑。
- 详细介绍：
- 北京市自2008年7月开始实施机动车限行措施，后又经两次延期，将该项本来作为保障奥运的临时措施演变成了长效手段。对此，社会各界纷纷质疑其构成了对公民私有财产权的限制和剥夺。而2004年通过的宪法修正案，明确了国家保护公民的私有财产权，虽然该条款规定在“总纲”部分，而不是“公民的基本权利与义务”一章，但借助对“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这一条款的解释，私有财产权仍能通过“人权”获得宪法上公民基本权利的地位。本文在此基础上，以宪法第13条对公民私有财产权的保护性规定，从机动车限行的性质、法律依据、与公共利益的衡量以及是否给予补偿等几个方面对北京市的“机动车限行令”进行了合宪性审查，进而得出，该项措施在实质上已经构成了对公民私有财产权（机动车）的征用，其实施也没有“依照法律规定”，虽然是为了公共利益，但“机动车限行”并不是实现公共利益的必要手段，且没有给予受影响者相应的补偿，所以，该项措施不符合宪法第13条对公民私有财产权的保护性规定，其合宪性应受到质疑。
作品专业信息
撰写目的和基本思路
- 本文写作目的：北京市政府自2008年7月发布通告，实行机动车限行，引发社会各界议论，质疑该政策侵犯了个人的私有财产权。本文依据宪法规范，论证北京市“机动车限行令”的合宪性。 基本思路：严格依据宪法规范对私有财产权规定的保护要件，结合北京市“机动车限行令”的有关规定和相关依据，参考大气污染、交通拥堵等领域研究成果，逐项分析“机动车限行令”的规定是否符合宪法要求的诸项要件。
科学性、先进性及独特之处
- 本文严格依据宪法规范，遵循层层递进的逻辑论证思路，依宪论道。在此之前，诸多学者对北京市的“机动车限行令”进行了或赞或否的议论，但多是评论，少有论证，多诉诸感情，少法律分析，多依靠原则，少进行规范推理。本文则从宪法规范出发，逐项分析“机动车限行令”的合宪与可疑之处，论证了“机动车限行令”的合宪性，明确指出是否违宪，何处违宪，以及如何改进。
应用价值和现实意义
- 本文以北京市 “机动车限行令”这一社会热点为分析对象，针对牵涉甚广的机动车限行政策，回应社会各界的议论，从宪法学的角度，论证在机动车限行方面如何保护公民的私有财产权。有助于理性认识当下仍在实施的机动车限行政策，并从根本法的立场阐释这一现实举措所面临的法律问题，有助于缓解该政策的实施所带来的质疑和批评。
作品摘要
- 北京市为保障奥运自2008年7月开始实行每周少开一天车的“机动车限行令”，后又经两次延期，将该项本来作为保障奥运的临时措施演变成了长效手段。对此，社会各界纷纷质疑其构成了对公民私有财产权的限制和剥夺。而2004年通过的宪法修正案，明确了国家保护公民的私有财产权，虽然该条款规定在“总纲”部分，而不是“公民的基本权利与义务”一章，但借助对人权条款的解释，私有财产权仍能通过“人权”获得宪法上公民基本权利的地位。本文以宪法第13条对公民私有财产权的保护性规定，从机动车限行的性质、法律依据、与公共利益的衡量以及是否给予补偿等几个方面对北京市的“机动车限行令”进行了合宪性审查，进而得出，该项措施在实质上已经构成了对公民私有财产权（机动车）的征用，但其实施既没有“依照法律规定”，又不是实现公共利益的必要手段，还没有“给予补偿”，不符合宪法第13条对公民私有财产权的保护性规定，其合宪性应受到质疑。
获奖情况及评定结果
- 无
参考文献
- 1、《北京机动车限行不立法，合理性争议大值得反思》，载《法制日报》2009年3月23日，第6版； 2、李安定：《限行：可提倡不可强制》，载《经济观察报》2008年10月20日，第36版； 3、钟进军：《北京继续限行弊大于利》，载《中国改革报》2009年3月31日，第8版； 4、莫纪宏：《机动车限行必须要有正当的公共利益》，载《法学家》2008年第5期； 5、杨士林：《奥运会前后北京机动车限行——评析交通限行令的性质及其合法性》，载韩大元主编：《中国宪法事例研究（四）》，法律出版社2010年版，第228页。
调查方式
- 人员介绍，书报刊物，文件，其它
同类课题研究水平概述
- 本文研究的主题是北京市“机动车限行令”是否对公民私有财产构成侵犯，其合宪性是否应受到质疑。针对这一话题，自北京市于2008年7月实施限行措施以来就广受争议。据笔者在写作本文时的2010年11月17日，通过中国期刊网搜索发现，题目中含有“限行”的记录共计545条，尽管其中含有针对其它城市限行问题进行的讨论，但分析的问题则具有普适性。在这诸多研究文献中，报刊评论占了近90%的数量，而期刊论文仅占10%，相关硕士论文一篇。 笔者浏览了占总记录10%的所有期刊论文，单篇长度超过三页的不到论文总数的10%。在有限的几篇期刊论文里，从公共利益、经济效益、政府决策过程等法社会学和行政法角度论证者多，从宪法角度论证的仅有莫纪宏：《机动车限行必须要有正当的公共利益》，载《法学家》2008年第5期，且该文属于当期《法学家》杂志组织的专题研讨论文之一。在不足三页的篇幅里，作者仅围绕“机动车限行”所应具有的公共利益作了分析。再者是杨士林：《奥运会前后北京机动车限行——评析交通限行令的性质及其合法性》，载韩大元主编：《中国宪法事例研究（四）》，法律出版社2010年版，第228页。该文分析了“机动车限行令”的法律依据和发布程序。另外是逯雅静：《“北京市机动车限行”的宪法分析》，中国政法大学2010年硕士学位论文，从宪法角度对“机动车限行令”做了较为全面的分析，但笔者认为这两篇论证过程都还有待完善和充实。 由此可见，针对这一问题论述者众，但评论性多，论证者少；诉诸情感者多，法律论证者少；运用法律原则者多，规范分析者少。“机动车限行令”涉及的是公民的私有财产权，对其问题的剖析需要宪法学的视角和高度，虽然，目前我国的宪法还被束之高阁，属于没有牙的老虎，但从宪法角度对社会问题进行分析，决不是为了展示毫无意义的“屠龙术”，恰恰是通过认真对待宪法，使其成为“政府权力警觉的界点，公民权利保护的标点”。推动全社会的宪法思维，树立宪法规范意识。而这也恰是笔者着手写作本文的最大动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