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本信息
- 项目名称：
- 国有工业吸纳就业总量的技术进步效应
- 来源：
- 第十一届“挑战杯”国赛作品
- 小类：
- 经济
- 简介：
- 利用1978-2007年的数据，归结国有工业就业总量和增长速度的变动历程，提出并应用“四指标判别法”，判断了国有工业的技术进步类型为哈罗德中性，构建了抽离技术效应的“分段分解模型”，考察了技术进步因素在不同时期内对于就业总量的作用方向和影响强度。得出结论：技术进步在短期内排挤低技能富余人员；长期内细化分工，促生新产业、派生新就业机会，对就业增长有持续的、递增的积极作用的结论。建议国有工业选择“适宜技术”路径，旨在引导“政策可控性较强”的国有工业正确履行社会职责，统筹兼顾“稳定社会就业”和“建设创新性国家”的宏观经济目标，降低就业问题造成的社会、经济成本。
- 详细介绍：
- （1）现实意义：促进就业关乎民生，是宏观经济运行中必须解决的难题。在国际金融危机条件下，应结合国有经济、民营经济和全民创业“三驾就业马车”的各自优势，多途径地促进就业。国有工业企业占据着乐观的就业存量，有着较强的吸纳潜力。因此，要重视对国有工业企业就业潜力的挖掘，千方百计扩大就业，夯实百姓生存之本。 （2）技术路径：本文利用1978-2007年的数据，刻画了国有工业就业总量和增长速度的变动历程，发现其具有乐观的就业潜力值得挖掘。提出并应用“三指标判别法”，判断了国有工业企业的技术进步类型为哈罗德中性；构建“分段分解”模型，分解出较为“纯粹”的广义技术进步。研究了就业总量与技术进步之间的内在关系，考察了技术进步因素在不同时期的作用方向和影响强度。 （3）结论与建议：技术进步在短期内排挤低技能富余人员；长期内细化分工，促生新产业、派生新就业机会，对就业增长有持续的、递增的积极作用。建议国有工业选择“适宜技术”路径，旨在引导“政策可控性较强”的国有工业正确履行社会职责，帮助决策者统筹兼顾“稳定社会就业”和“建设创新性国家”的宏观经济目标，降低就业问题造成的社会与经济成本。
作品专业信息
撰写目的和基本思路
- 目的：促进就业关乎民生和稳定。本文选取学界鲜有论及、政策可控性较强的国有工业为研究对象。旨在缓解金融危机带来的就业压力，统筹“建设创新型国家”和“稳定社会就业”的宏观目标。 思路：鉴于研究对象的特殊性，作品摒弃了传统的长短期弹性法。重在挖掘就业总量波动的真实原因，剖析技术进步的作用方向与影响强度，预测“十二五”初期的就业形势。论文认为：国有工业应走“适宜国情”的就业吸纳路径。
科学性、先进性及独特之处
- 科学性：运用改革开放30年的时间序列数据，刻画了国有工业吸纳就业的轨迹，借助“邹氏稳定性检验”，引入虚拟变量，构建就业效应“分段分解模型”。 方法创新：巧设切入点，避开“技术进步度量”争论。先抽离可量化的“资本促动效应”，后分解较抽象的“技术进步效应”。 独到之处：提出“四指标判别”法，首次判定国有工业的技术进步类型为哈罗德中性，并以此作为模型的构建前提和立题的理论基础。
应用价值和现实意义
- 应用价值：就业促进中易被忽略的国有工业被证明有乐观的就业吸纳潜能，技术进步效应在不同阶段、发展条件下对就业总量有抑有扬，是把“双刃剑”；其在长期内能与资本促动效应产生叠加，对就业产生持续、递增的积极作用。 指导意义：指出在金融危机背景下，应协同发挥国有、民营、全民创业等“三驾就业马车”的各自作用，多途径全面促进就业；并提议决策者遵循国有工业技术创新对于就业总量的客观规律，趋利避害。
作品摘要
- 促进就业关乎民生，是宏观经济运行中必须解决的难题。在金融危机条件下，应结合国有经济、民营经济和全民创业“三驾就业马车”的各自优势，多途径地促进就业。本文利用1978-2007年的数据，刻画了国有工业就业总量和增长速度的变动历程，发现其具有乐观的就业潜力值得挖掘。提出并应用“四指标判别法”，判断了国有工业的技术进步类型为哈罗德中性；构建“分段分解”模型，抽离出较为“纯粹”的广义技术进步。研究了就业总量与技术进步之间的内在关系，考察了技术进步因素在不同时期的作用方向和影响强度。最后得出结论：技术进步在短期内排挤低技能富余人员；长期内细化分工，促生新产业、派生新就业机会，对就业增长有持续的、递增的积极作用。建议国有工业选择“适宜技术”路径，旨在引导“政策可控性较强”的国有工业正确履行社会职责，帮助决策者统筹兼顾“稳定社会就业”和“建设创新性国家”的宏观经济目标，降低就业问题造成的社会与经济成本。
获奖情况及评定结果
- 2009年6月，《国有工业企业吸纳就业总量的分解效应》获湖北省“挑战杯”课外学术科技竞赛特等奖； 2008年3月，阶段性成果《技术中性条件下国有工业企业吸纳就业的分解效应》发表在经济学核心期刊《经济问题探索》； 2007年7月，相关成果《城市对剩余劳动力的容纳能力分析模型》入选“第二届中国社会保障论坛”文集,首作者被公派赴北京“钓鱼台”参加中国社会保障论坛年会，受到成思危委员长接见； 2008年9月，相关成果《基于预警系统动力学的中国就业保障水平评价模型》发表在《中国管理信息化》； 2009年3月，阶段性成果《人口信息系统在就业测评中的应用》发表在《南京人口管理干部学院学报》。
参考文献
- [1] Saint-Paul G. (1996), High unemployment from a political economy perspectiv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Cambridge, pp. 54-73. [2] Padalino, Samanta and Marco Vivarelli (1995), The Employment Intensity of Economic Growth in the G-7Countries, International Labor Review 136, pp. 191-213. [3] Garnaut R., Song L. and Yao Y. (2005), Impact and Significance of State-Owned Enterprise Restructuring in China, China Journal, Vol. 55, pp. 35-66. [4] 郭庆, 胡鞍钢. 中国工业化问题初探[M]. 沈阳: 辽宁人民出版社, 1998. [5] 陈勇, 唐朱昌. 中国工业的技术选择与技术进步: 1985—2003[J]. 经济研究.2006,(09).[6] 赵建国, 苗莉. 城市就业问题研究[M]. 北京: 高等教育出版社, 2005. [7] 纪宝成, 杨瑞龙. 中国人民大学中国经济发展研究报告(2004) [M]. 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4.
调查方式
- ■亲临实践 ■书报刊物 ■统计报表 ■文件
同类课题研究水平概述
- 综观已有的研究文献，许多学者提到通过资本积累和技术进步来促进就业的观点。新古典增长模型认为长期中没有失业存在的余地(Solow，1960)。Saint-Paul（1996）认为技术进步对就业只有“补偿效应”：通过提高劳动生产率、降低生产成本、扩大生产规模，开辟新的生产服务领域，创造新的就业岗位。Padalino(1997)认为就业增长主要依托工业增长，其关系还被自然地隐含在宏观经济的一般假设研究中。因此，资本存量、技术进步引致的就业只能通过宏观经济总量分析，即测算就业增长弹性系数。费景汉和Gustav Ranis（1989）在分析人口流动的著作中，提出资本排斥劳动力的原理。认为在特定的经济中，劳动力总吸纳量可分解为促动效应和进步效应，促动效应指资本积累对劳动力吸纳的作用，而进步效应指创新强度、创新类型对劳动力产生的影响。 改革开放以后，技术路径伴随资本深化而变化，对就业的影响极其复杂。现有的研究大多是经验性的，且单方面研究资本或技术对就业的作用，往往得出一些相反的结论。我国学者郭庆、胡鞍钢(1998)应用类似于费－拉的计算技术，对1952 -1987年中国工业部门的劳动力吸纳能力进行了分解式实证分析。丁仁船等(2002)通过计量分析，认为技术进步的总影响是增加就业。钱永坤等(2003)以江苏省城镇就业为案例，认为20世纪80年代资本存量是拉动就业的主因，90年代的产量猛涨没有带来就业率大幅上升。关于要素禀赋的争论，陈勇、唐朱昌(2006)给出总结:持反对的研究观点认为“过早的资本深化”造成了中国的GDP就业弹性下降;赞同的研究观点坚持，资本深化反映了产业结构升级的要求，就业紧张源于工人的超供给。国内还有多位学者基于弧弹性概念分析了工业增长与吸纳就业的关系。比如，齐建国、彭绪庶（2004）使用长期弹性计算法，但由于采用平均值，会忽略掉一些有用信息。胡晓鹏、魏培东（2001）采用短期逐年计算弹性法，但难以避免数据波动和把握变动规律。 综合上述研究文献，可以判断技术进步、资本深化对就业有交叉影响。然而，还有许多问题令我们深思。如现阶段的“资本深化”是否仍是就业增长的主要动力；“技术进步”将怎样影响劳动力市场，这一过程是否必然伴随愈加严重的失业；能否判断当前的技术进步路线。作品着重从以上三方面分析国有工业企业资本深化、技术进步及就业总量之间的关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