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本信息
- 项目名称：
- 移植与排斥：无根的现代乡村文化--基于河村文化活动建设的考察
- 来源：
- 第十一届“挑战杯”国赛作品
- 小类：
- 社会
- 简介：
- 现时期，乡村文化建设成就显著，文化活动形式多种多样，内容丰富多彩，而村民却漠然视之，选择以打牌体验和闲聊生活为主要的闲暇娱乐方式。对于此悖论的解答和解决，已有文献抑或强调政府加大投入和改善管理体制，抑或注重提高农民素质，然此层面反思性实践成效甚微。本作品另辟蹊径，从移植文化切入，通过文化特质剖析，发现内容都市化、形式个体化、运作货币化的移植文化在现代乡村社会中呈现出边缘化、产业化和去交流化的特点。通过河村经验证实，虽然此类文化活动充斥于农民日常生活之中，却难以有效的得到认同，甚或生成某种适应性排斥。农民转而选择以异变的非主流文化活动作为对常规文化需求的替代性满足，其结构化结果致使乡村社会秩序进入风险重重的混沌状态。对此，本作品认为乡村文化建设不能简单地按照需求与供给的理论模式进行，必须以原有的乡土文化为基础，遵从地方性知识，以现代文化作为辅助性的运作载体，才能有效地满足农民文化活动需求，打破在真空状态下异变出的活动形式所造成的风险与危机，加强村民的社区认同感和归属感，促进文明祥和的乡村文化生活共同体的建设与发展。
- 详细介绍：
- 本作品遵循华莱士科学环的循环模型，从问题出发，旨在反思和解释当前乡村文化建设中所存在的现实性悖论：政府的关注与投入使得乡村文化建设成就显著，社会文化活动形式多种多样，内容丰富多彩，而在实际生活中农民却漠然视之，相反选择以打牌体验和闲聊生活为主要的闲暇娱乐方式。基于对此悖论的认识，本文从理论反思入手，在重新审视乡村文化建设理论研究的基础上，认为解释当前现代乡村文化建设的尴尬局面不能仅仅从现有的“政府论”、“文化主体论”和“供需关系论”切入，应当从文化特质层面入手。通过剖析移植文化，本文发现内容都市化、形式个体化、运作货币化的移植文化在现代乡村社会中呈现出边缘化、产业化和去交流化的特点，并与乡土文化之间存在着适应性差异。进而对现代乡村文化建设悖论的解释提出“无根性”（rootless）移植文化的理论预设。最后，通过河村经验证实无视文化特质所造成的“无根性”移植文化正是现代乡村文化建设成果在农村“不受欢迎”的症结所在，其生成的适应性排斥使得农民转而选择以异变的非主流文化活动作为对常规文化需求的替代性满足，而其结构化结果更致使乡村社会秩序进入风险重重的混沌状态。对此，本作品认为乡村文化建设不能简单地按照需求与供给的理论模式进行，必须以原有的乡土文化为基础，遵从地方性知识，以现代文化作为辅助性运作载体，实现“老根发新芽”，才能有效地满足农民文化活动需求，打破在真空状态下异变出的活动形式所造成的风险与危机，加强村民的社区认同感和归属感，促进文明祥和的乡村文化生活共同体的建设与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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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品专业信息
撰写目的和基本思路
- 本作品遵循华莱士科学环模型，从问题出发，旨在反思和解释当前乡村文化建设中所存在的现实性悖论：政府的关注与投入使得乡村文化建设成就显著，而在实际生活中农民却漠然视之，相反选择以打牌体验和闲聊生活为主要的娱乐方式。作品思路：⑴从现实出发，发现悖论⑵在悖论基础上反思现有理论⑶进行文化特质分析并提出“无根性”理论预设⑷以河村文化建设经验检验理论预设⑸针对“无根性”特征对乡村文化建设理论的补充及完善
科学性、先进性及独特之处
- 【思路的科学性】从现实文化建设实践中的问题出发，在反思以往理论的基础上提出无根性假设，再回到实践中检验。从而完成“从实践中来再到实践中去”的科学循环。 【方法的先进性】总结和反思前人理论研究的不足，另辟蹊径，从文化特质入手，将这一游移于主导方与主体方之间，却往往被研究者忽视或回避的基本载体拉回“分析的中心”。 【理论的独特性】本作品提出无根性假设以解释现代乡村文化建设尴尬的根源。
应用价值和现实意义
- 在业已形成的乡村文化建设经验中，已建的文化设施缘何遭遇排斥，农民为何选择非常规活动，特别是在新农村建设以及城乡一体化的构建过程中，我们的乡村文化建设将何去何从。本研究从文化特质出发所提出的“无根性”假设能有效地从理论与现实实践意义上对以上问题提出解释方案，既可向有关部门提供政策咨询，推动制度和政策的完善，更可以促进乡村文化建设理论研究的完善。
作品摘要
- 现时期，乡村文化建设成就显著，文化活动形式多种多样，内容丰富多彩，而村民却漠然视之，选择以打牌体验和闲聊生活为主要的闲暇娱乐方式。对于此悖论的解答和解决，已有文献抑或强调政府加大投入和改善管理体制，抑或注重提高农民素质，然此层面反思性实践成效甚微。本作品另辟蹊径，从移植文化切入，通过文化特质剖析，发现内容都市化、形式个体化、运作货币化的移植文化在现代乡村社会中呈现出边缘化、产业化和去交流化的特点。通过河村经验证实，虽然此类文化活动充斥于农民日常生活之中，却难以有效的得到认同，甚或生成某种适应性排斥。农民转而选择以异变的非主流文化活动作为对常规文化需求的替代性满足，其结构化结果致使乡村社会秩序进入风险重重的混沌状态。对此，本作品认为乡村文化建设不能简单地按照需求与供给的理论模式进行，必须以原有的乡土文化为基础，遵从地方性知识，以现代文化作为辅助性的运作载体，才能有效地满足农民文化活动需求，打破在真空状态下异变出的活动形式所造成的风险与危机，加强村民的社区认同感和归属感，促进文明祥和的乡村文化生活共同体的建设与发展。
获奖情况及评定结果
- 一、参会情况 1. 2009年2月：第三届中国农村改革和发展论坛：纪念改革开放30周年农村问题研讨会，参会并作主题发言； （主办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国情调查与研究中心） 2. 2009年2月：“城乡统筹与公共参与”研讨会，参会并作主题发言； （主办单位：中央编译局比较政治与经济研究中心） 3. 2008年12月：华中高校第二届研究生学术论坛，参会并作主题发言。 （主办单位：武汉大学） 二、发表状况 1. 报告节选文章《移植与排斥：现代乡村文化建设的悖论》，《社会科学报》，2009年1月22日（第350期）第二版；（人文社会科学专业报纸） 2. 报告节选文章《现代乡村文化建设的悖论与审视》，《中共福建省委党校学报》，2009年第6期；（全国中文核心期刊） 3.《移植与排斥：无根的现代乡村文化》，中国社会学网“学术讨论”栏目，2009年8月； 4.《纪念改革开放30周年农村问题研讨会论文集》，2009年2月； 5.《“城乡统筹与公共参与”研讨会论文集》，2009年2月； 6.《华中高校第二届研究生学术论坛论文集》，2008年12月。 三、获奖状况 1. 2008年6月，湖北省第七届挑战杯特等奖（省级）； 2. 2009年2月，第三届中国农村改革和发展论坛优秀论文（国家级）； 3. 2008年12月，华中高校第二届研究生学术论坛一等奖（华中地区）。
参考文献
- 陈文胜、陆福兴，2006，《新农村文化建设的战略思考》，《中国发展观察》第12期。 高长江，1995，《乡村现代化与乡村文化建设》，《中国农村观察》第4期。 露丝•本尼迪克特，2009，《文化模式》，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Sharon Zukin，2006，《城市文化》，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 田翠琴、齐心，2005，《农民闲暇》，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徐平，2006，《社会主义新农村的文化建设》，《科学社会主义》第1期。 熊景明、温铁军、黄平、白南生、杨团、肖今、唐钧等，2002，《错位：农民需求与制度供给之间的矛盾——“农民需求”座谈会纪要》，《开放时代》第2期。 Benedict, Ruth.1935,Patterns of Culture. London: George Routledge & Sono, LTD Eagleton, Terry.2000, The Idea of Culture, Blackwell Publishers Ltd. Geertz, C.1973. The Interpretation of Cultures. New York: Basic Books. Louis Wirth. 1938, Urbanism as a way of life.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44). Lynd,R.and Lynd,H.1929.Middletown.New York: Harcourt Brace Jovanovich. ——1937.Middletown in Transition. New York: Harcourt Brace Jovanovich.
调查方式
- 走访、问卷、现场采访、人员介绍、个别交谈、亲临实践、书报刊物、统计报表、文件
同类课题研究水平概述
- 以往研究主要包括三类：政府论、文化主体论与供需论。 在中国社会的问责制中，当问题出现时，责任人难辞其咎。特别在学者的审视面前，政府的运作机制及投入力度也就成为众矢之的。文化设施落后与文化设施缺乏亦成为政府主要责任的代名词，如官办的文化机构基本上处于瘫、停、转的状态，使得乡村民众看书难、看戏难、看电影难，（高长江，1995）因此，加大乡村文化建设的投入（徐承英，2007）和体制完善（陈文胜、陆福兴，2006）成为改善这一问题的核心关注点。然而这种解决思路完全只从政府的角度出发，其所出现的尴尬是：投入在增多、体制在完善，但农民还是“不领情”。 当这种向政府诘难触摸到底线，已无扩展空间时，文化建设的主体与受益体又转而落入我们的研究视线。这种探讨基于以人为本的基础，认为文化归根结底都是由人创造的，人是文化的主体与核心。因此，在对改造乡村文化的理解中，并不是文化本身出了问题，关键还是这种文化的主体——人的原因。（辛秋水，2000）此种“主体论”的解释思路在揭示公共文化在乡村社会普遍“缺场”问题时，往往将原因归纳为农村精英群体的流出、弱势群体的主体性参与意识薄弱，（潘泽权、卞冬梅，2008）或农民的“原子化”状态（贺雪峰，2008）等等，认为只有改变这一主体性自身的问题，才能建设出适合各地农民不同需求的农村社区公共文化。然而，我们不得不认识到，农村文化建设的根本目的即在于改善农村“人”的问题，文化建设只是达到这一目的的手段，若将手段实施效果的弱化归结于根本目标的未达成，那无异于解释上的本末倒置。这从实践效果上也并不比“投入论”和“体制论”好到哪里去，甚至在实施手段上更加难以操作。 因此，以供需关系为核心的文化建设思路成为中国农村文化发展研究的主流。这类研究倾向于认为文化投入之所以没有发生相应的功效，主要是因为评估制度和项目内容的错位，即农民需求与制度供给之间的矛盾。（熊景明、温铁军等，2002）这类研究在解释力上最强，但也同样存在着问题。光注重供需关系的衔接并不能解决问题，供需论过于将目光放在“需求”内容的探索与扩展上，简单地将“需求”等同于“认同”，也是忽视地方性文化特性的表现。在现实生活中，农民有某种需求，并不代表他们一定认同对应这种需求而提供的某种文化服务。无视文化特质而臆造的供需关系，只会出现“需求失真”与资源的浪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