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本信息
- 项目名称：
- 常识、科学与现代国家--后现代社会理论视角下的中西医比较
- 来源：
- 第十一届“挑战杯”国赛作品
- 小类：
- 社会
- 简介：
- 研究建立在对自“五四”至今有关“废中医论”论调的简要考察之上，我们发现有关废除中医的讨论始终置于科学与现代国家的背景之下，中医常常被冠以“伪科学”的名号，或与国民性改造联系在一起。我们的问题是为什么“废中医论”会在近代中国历史上反复出现，并被提升到如此的高度？在“废中医”的同时，西医模式为什么会成为国家主导的医疗制度体系？我们试图跳出以往思路的窠臼，尝试从新的角度回答这一问题，论文根植于对中西医基本逻辑的讨论，从它们形成的基础、它们的认知和医疗实践方式以及这种基本逻辑与现代国家制度的关系等几个方面入手做出解答，运用胡塞尔和舒茨的“生活世界”，维特根斯坦的语用学，并借用语言学“能指”和“所指”的概念对中西医的治疗过程，治疗逻辑进行比较，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分析中医和现代国家管理的不相容性以及西医和现代国家管理制度的亲和性。
- 详细介绍：
- 论文建立在对自“五四”至今有关“废中医论”论调的简要考察之上，我们发现有关废除中医的讨论始终置于科学与现代国家的背景之下，中医常常被冠以“伪科学”的名号，或与国民性改造联系在一起。我们的问题是为什么“废中医论”会在近代中国历史上反复出现，并被提升到如此的高度？在“废中医”的同时，西医模式为什么会成为国家主导的医疗制度体系？ 本研究经由以下三方面的解说来回答上面提出的问题：首先，我们将对中医与西医诊疗原则的实质做出探讨，简言之，中医植根于生活世界之中，遵循着与生活世界相似的逻辑；现代西医则建基于实验与解剖病理学，遵从着科学世界的逻辑，中医是现象主义的，而西医是本质主义的；其次，因为有着基本逻辑上的区别，二者采取了不同的认知和实践方式，中医认知模式是格式塔型的，西医则是分析型的，在实践方式上，中医的实践类似语言的实践，文无定法，例例不同；西医则追求通约化和标准化的诊疗；最后，鉴于中西医以上两处的差别，我们认为，中医情境性、权宜性和个人化的诊疗与现代国家的科层化体制和对国民进行全面管理的目标格格不入，而西医却因其自身特征极易被纳入国家管理体系，它具备与现代国家管理制度相容的亲和性。
作品专业信息
撰写目的和基本思路
- 作品力图在学理上比较中西医并说明其与现代国家的关系。首先，中医与西医的诊疗逻辑不同，中医植根于生活世界，遵循着生活世界的逻辑；西医建基于实验与解剖病理学，遵从着科学世界的逻辑；其次，二者的认知和实践方式不同，中医认知模式是格式塔型的，西医则是分析型，中医实践类似语言实践；西医则追求通约化、标准化诊疗；最后，中医诊疗与现代国家的科层化体制和对国民全面管理的目标格格不入，西医却极易被纳入国家管理体系。
科学性、先进性及独特之处
- 首先，本研究植根于对中西医学理逻辑的讨论，选择后现代哲学、社会、和语言学理论来建立分析架构，是一次理论分析的全新尝试；其次，更立足于实践的关怀之中，提出医疗作为实践其合法性的唯一标准应为疗效；最后，将视野拓展至国家医疗层面，提出中医和西医都不仅是医学或实践，更是国家医疗体系的根基，研究可作为理解国家医疗体制及其沿革的一种思路，也可作为对制度建设的侧面理解，在未来的制度研究中，这亦不失为一条新思路。
应用价值和现实意义
- 研究揭示出现代医学（西医）的内在特征及其压迫性质——远离生活世界，划出专家领域，并掌握话语权力，实现了隐形的压迫；其医疗实践的客观化和标准化意图湮没了主体间性，令医生成为审判者，病人则异化为身体，致使人的主体性和价值丧失。同时在对比中指明中医特质——深植于生活世界，不离日常起居，医生是“常人”而非绝对权威和审判者，病人也是“常人”而非身体。从而在实践的意义上，重新寻回医学对人的主体性价值的尊重。
作品摘要
- 中医生于民间用于民间深植于生活世界之中，从来都遵循着与生活世界相似的逻辑；而产生于实验室和解剖病理学的现代西医则遵从着科学世界的逻辑。想象语言使用的方式就是想象生活方式，而想象中医的治疗方式就是想象语言使用的方式。中医的逻辑和生活世界的逻辑是一致的。然而这种情境性、权宜性和个人化的治疗方法无法被纳入现代科层制，中医与现代国家的管理方式格格不入。本文试图运用胡塞尔和舒茨的“生活世界”，维特根斯坦的语用学，并借用语言学“能指”和“所指”的概念对中西医的治疗过程，治疗逻辑进行比较，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分析中医和现代国家管理的不相容性以及西医和现代国家管理制度的亲和性。
获奖情况及评定结果
- 获得本校实践教学项目立项和资金支持 获得甘肃省第七届挑战杯一等奖
参考文献
- 李经纬（2007），医学史，海口：海南出版社 刘少杰（2002），后现代西方社会理论，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米歇尔•福柯（2001），临床医学的诞生，刘北成译，南京：译林出版社 米歇尔•福柯（1999），疯癫与文明，刘北成，杨远婴译，北京：三联书店 乔治•瑞泽尔（2003），后现代社会理论，谢立中译，北京：华夏出版社 席焕久（2005），医学人类学，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 杨念群（2006），再造病人，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杨善华（2004），当代西方社会理论，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于海（2005），西方社会思想史，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 张大庆（2003），医学史，北京：北京大学医学出版社 张金钟（2005），医学伦理学，北京：北京大学医学出版社
调查方式
- 现场采访 个别交谈
同类课题研究水平概述
- “取消中医”的讨论自五四以来即被反复讨论，以往的研究多将中医置于中学与西学、中国文化与西方文明的关系中被反复讨论，归纳起来，以往建立在“科学”与“前科学”讨论中的思路的根本立足点主要有以下三种：“国粹派”将中医视为国粹，排斥外物，拒绝对话，但是在中医在全球化浪潮的拍打下已现颓势的状况下，这无疑是闭目塞听，一厢情愿的想法；“西化派”则坚持中国与西方、传统与现代的对立，在提出这种二分法的同时就已宣判了中医的死亡，因为传统必将被现代所替代，这一问题也就失去了讨论的必要；“调和派”则坚持“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推广所谓“中西医结合”，看似即借鉴了西医又保留了中医传统，但体用不能两分，中医一旦脱离生活实践，就失去了其根基，最终丧失生命力。学术界则将医疗实践化约为本体论、认识论问题，在讨论科学、知识、范式时，忽视了医学的根本性质，即它不应仅仅是书本上的知识体系或哲学观念，更是面向生活世界的“治”与“被治”的互动与实践，这样的研究倾向于认为能够使用一套科学的话语体系去言说自身的医学是有效和合法的，但这并不能作为判定一种医学合法性的唯一标准，医疗作为实践，判定其合法性的根本标准应为实践目标的达成——病人得到治愈。 本研究则尝试应用后现代社会学理论建立分析和比较框架，立足于生活世界，强调医学作为诊疗实践的意义。这种对实践的关注是在理论中的关注，昰力图面向常识但脱离常识，追寻人们实践过程但超越一般性的描述，这一思路尚未曾出现在以往的研究之中。
